药膳的起源 明清全面发展时期
饮食养生的起源与发展。
“你有一万种功能，你可以征服世界，甚至改变人种，你没有健康，只能是空谈。”随着社会的进步，养生不再是一个玄而又玄的学问，养生不应只是调侃或者卖弄，而是必须认真地践行。关于中医养生，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呢？养生路上(ys630.com)小编特地为大家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药膳的起源 明清全面发展时期”，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请收藏。
北宋王朝几位统治者，对医学的发展颇为重视，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成立整理医著的校正医书局以及药学机构太平惠民和剂局等。北宋官修的几部大型方书中，食疗学作为一门独立专科，得到了足够的注意。如《太平圣惠方》及《圣济总录》两部书中，都专设食治门，即食疗学的专篇，载方160首，大约用来治疗28种病种，包括中风、骨蒸痨，三消、霍乱、耳聋、五淋、脾胃虚弱、痢疾等。在药膳方剂，以粥品最多(如豉粥、杏仁粥、黑豆粥、鲤鱼粥、薏苡仁粥等)，成为食治门中的主流。此外还有羹、饼、茶等剂型。《圣济总录》中有酒、饼、面、饮、散等不同形式，且制作方法也较详。
元代的饮膳太医忽思慧著的《饮膳正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它超越了药膳食疗的旧概念，从营养的观点出发，强调正常人加强饮食卫生，营养调摄以预防疾病。他在书中强调：夫安乐之道，在乎保养……故善养性者，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在令书三卷内容中，首列聚珍异馔，作为正常人调摄，强身健体的滋补食品。他在中医药发展史上首先从养生预防的观点出发，提出食物营养的要求。
介绍了多种日常饮食的制作，包括汤类16种、粉类6种、面类8种、羹类4种、粥类4种。至于食疗药谱，治疗各门类疾病的方剂也很多，如桃仁粥，桃仁三两去皮尖和入煮粥，治疗咳嗽胸满喘急;黑牛髓煎，用黑牛髓半斤，生地黄汁半斤，白沙蜜半斤共熬为膏，治疗肾弱、骨败，瘦弱等，都是典型的药膳。其它如香圆煎，枸杞茶，荔枝膏等都是简便易行的食疗方剂。末卷还把203种食品按米谷、兽、禽、鱼、果、菜和料物7类，介绍其性味及疗效。
明清时期是中医食疗药膳进入更加全面发展的阶段，几乎所有的本草著作都注意到中药与食疗学的密切关系。如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书中除数以百计的可供药用食物外，还有相当多的食疗药膳方，其中卷三、四百病主治药中，对一百几十门病证的治疗，提供了数百个药膳食疗方，诸如用酒煮食乌鸡治风虚;用怀香、赤小豆、豆制品等十多种食物和猪脂为丸治疗劳倦;各种米粥治脾胃症等等都是典型药膳。明代还有一些特殊的本草著作，如朱棣的《救荒本草》，书中所载虽大多非日常的蔬菜水果，但可供荒年救饥拯灾之用，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这些都表明食疗营养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对食疗药膳的制作，也有新的发展，如徐春甫《古今医统》90卷中，载有各类饮食如茶、酒、醋、酱油、酱、菜蔬、肉、鲜果、酪酥、蜜饯等等的制作法，多符合营养学的要求。明清时期对特多疾病及年老者的食疗药膳尤为重视。其中较有名的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了适合老年人的饮食极为详尽，如粥类38种，汤类共32种。清代曹慈山的《老老恒言》尤其注意老年的应用药膳防病养生，对老年人食粥论述最详，提出粥能益人，老年尤宜，并将药粥分为三品，上品气味轻清，香美适口，中品少逊，下品重浊，主张：老年有竟日食粥，不汁顿，饥即食，亦能体强健，亨大寿。书中提出上品粥36种，如莲米粥、芡实粥、杏仁粥、胡桃粥、枸杞叶粥等;中品粥27种，如茯苓粥、赤小豆粥、大枣粥、龙眼粥;下品粥37种，如地黄粥、羊肝粥等等，都是后代常用老年滋补，健脾益肾及一般虚弱的常用药粥品。
明代时期食疗药膳著作达30种以上，其中有的是重点论述本草的，如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卢和《食物本草》、宁原《食鉴本草》、李时珍《食物本草》等;还有从饮食调理、药膳制作的观点出发撰成的食谱营养学专著，其中较为著名的如贾铭《饮食须知》，宋公玉《饮食书》、袁牧《随园食单》、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等，有的至今在临证中仍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是中医宝贵遗产中的珍品。
此阶段的食疗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提倡素食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受到重视。
《内经》中载有：膏粱之变，足生大疔，人们早已注意到偏嗜偏食，尤其是高脂的危害，过食油腻已经引起医家们的注意和关注，因而明清时期强调素食的著作相应增多。如卢和的《食物本草》指出：五谷乃天生养人之物，诸菜皆地产阴物，所以养阴，固宜食之……蔬有疏通之义焉，食之，则肠胃宜畅无壅滞之患。这些思想不仅使食疗学、营养学思想得到深化，也大大推进了养生学的发展。
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药膳学也随着中医药事业的不断提高而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在迅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人们的防病意思不断提高，中国药膳对疾病的辅助治疗作用更加显示出其特有的优势。运用其防病治病的疗效优势，已广泛被国内外医学界和家庭所重视。
现代药膳的发展是在总结古人经验的础基上，得以进一步完善，其运用更加附合中医理论的发展，并注意吸取现代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具备其理论化、科学化的发展方向。
其发展特点更具有多样化。其一，总结应用前人的经验而不泥于古，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从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理论、中药药性及配伍等理论为指导来配制用膳，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如遵循中药药性的归经理论，强调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提倡辨证用药，因人施膳，因时施膳。其二，注重中药与饮食相结合，药膳除了具有鲜明的中医特色外，还具有食品的一般特点，强调色、香、味、形，注重营养价值，因此一份好的药膳，应是既对人体的养生防病具有积极作用，对人体具有良好的营养作用，又要激起人们的食欲，给人以余味无穷的魅力。
其三，现代药膳的技术操作与特殊应用上，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由于药膳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故在烹制方法上也有其特点，除了一般的食品烹制方法外，还要根据中药炮制理论来进行原料的处理。
如成都同会堂的荷叶凤脯，虫草汽锅鸡，广春堂的银杏鸡丁，吉林的参茸熊掌、爆人参山鸡片等，都各具其特色而驰名。
综观建国以来有关药膳、食疗专著的出版面世，种类已达50余种以上，如较具影响的当属人民卫生出版社于八十出版的《中华临床药膳食疗学》，还有如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中华药膳食谱系列丛书，中华药膳防治疾病系列丛书等，为宏扬中国药膳饮食文化，都做出了大量工作，为推动养生药膳医疗保健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尤其近十余年来，在人类回归自然的呼声下，药膳这种寓治养于食的天然食品，倍受青睐，药膳餐馆如雨后春笋，纷纷面世，各种提高性和普及性药膳书籍不断付梓，专门的药膳机构成立，药膳已开始由中国走向世界，药膳正在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
魏晋以来，食疗在一些医药著作中有充分反映。东晋著名医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载有很多食疗方剂，如生梨汁治嗽;蜜水送炙鳖甲散催乳;小豆与白鸡炖汁、青雄鸭煮汁治疗水肿病;小豆汁治疗腹水;用豆豉与酒治疗脚气病等等。他还进一步指出欲预防不必待时，便也酒煮豉服之把食疗应用到预防疾病方面。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著有《本草经集注》，是我国药物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记载大量的药用食物，诸如蟹、鱼、猪、麦、枣、豆、海藻、昆布、苦瓜、葱、姜等日常食物及较罕用的食物达百多种，并较深入地提出食物的禁忌和食品卫生。
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标志着食疗学已经是一门独立学问，成为独立的学科。书中除集中叙述五脏喜恶宜忌，食物气味、归经以外，还着重论述食疗在医药中的地位，指出其重要性。他提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
提出能否正确应用食疗药膳治病作为衡量医者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并强调：夫为医者，当须先调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把食疗药膳作为治病疗疾的首选对策，可见他对食疗的重视，把食疗学提到相当高的地位。
他还列述了可供药用食物共164种，其中果实类29种、菜蔬类50种，谷米类27种，鸟兽类40种。详述每种食物的性味、毒性、治疗作用、归经、宜忌、服法等。
唐代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以食疗命名的药物学专著《食疗本草》。该书早佚，但其内容被后代有关著作所引用。书中药用食物227种(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对于药的性味、产地、鉴别、调制都做了叙述，每种药之下，列有该食物组成的方剂及其治疗适应病证。书中还注意到食疗药膳药具有地区性的差别。
上述说明当时已经广泛应用食疗和药膳治病以及调理身体健康。如孙思邈的羊肉黄芪汤、是治疗虚弱的食疗要方。这些药膳已成为我国民间常用食疗方剂，在实际生活中普遍应用。唐代中另一重要著作《外台秘要》中也有许多食疗药膳方剂。
书中关于食物禁忌叙述尤其详细，对大多数病症下的治疗都列出明确的禁忌，包括忌食生冷、油腻、荤腥、酒等。这些都是通过长期实践所取得的宝贵经验。除上述外，隋唐时还有一些食疗专著，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食疗药膳专著，终于使食疗药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为食疗药膳的全面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yS630.Com相关推荐
药膳的起源 春秋萌芽时期
据文献记载，我国药膳食疗保健起源可以追溯到夏禹时代。此时已有多种烹调方法，如商代伊尹制汤液，他的烹调技术高明，担任汤王的厨师。
从甲骨文记载看，有禾、麦、黍、稷、稻等多种粮食作物，已能大量酿酒。在商汤之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陶制的酒器。酒是饮料并具有明显的医疗作用，后人认为它有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的作用。由于它是有机溶剂，能溶解出更多的有效成分，所做成药酒，后来又发展成麻醉剂。在食疗烹调中也经常用酒。
相传仪狄曾作酒献给夏禹品尝以健体。《诗经·风·七月》所谓为此春酒，以介寿眉，是说酒有延缓衰老、益寿强身的作用。至商代，伊尹制汤液，著《汤液经》，以烹调之法疗疾。
《吕氏春秋·本味篇》载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和桂都是辛温之品，有抵御风寒的作用，又是烹调中常用的调味品。以此烹调成汤液，既是食品，又可是汤药，说明商代已有朴素的饮食疗法，这已经具有食疗药膳的雏型了。
周代，人们对饮食已经相当讲究。尤其在统治阶级中已经建立与饮食有关的制度与官职。《周礼·天官》所载的四种医中，食医居于疾医、疮医、兽医之首。食医的职责是掌和王之六食、六欲、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可见当时已经明确了饮食与健康的密切关系。
春秋末期的教育家孔子，对饮食卫生提出具体要求，如《论语·乡党》中写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等提法，都是从保健的目的出发的。通过讲究饮食，以防止疾病的发生，保健食疗的目的是明确而自觉的心理和行为。说明食疗药膳的是早期发展，已经进入到萌芽阶段。
经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使食疗药膳的知识逐渐向理论阶段过渡。到了战国时期，终于有了有关食疗的理论，标志着食疗的飞跃发展，具体的体现在《黄帝内经》的有关章节，书中提出系统的食疗学理论，对我国的食养、食疗和药膳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饮食营养的重要作用
《灵枢·五味》首先提出饮食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灵枢·营卫生会》说：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说明饮食营养对人体健康重要意义。在病理情况下，即或借助药物治疗时，也要注重饮食以调治疾病，这是这一时期提出的食疗原则。
2.使用药物治疗疾病，要适可而止
使用药物不可过分，以免身体受损。当用饮食方法调理使之痊愈。正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要求将多种动、植物食物互相配合，综合运用，取长补短，从而充分发挥饮食营养对人体的积极作用，最终达到治愈的目的。
3.食物的性味
《内经》指出食物也有四性、五味。四性即寒、热、温、凉;五味是酸、苦、甘、辛、咸。根据不同性质的疾病，选用不同性质的食物，有针对性的进行调养治疗。在五味中，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食物也分为阴阳两大类，按治病的要求，选择不同味道的食物。把食物做为药物对待，中药的性味理论对于食疗药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4.五味对五脏各有所偏
在五行学说的积极引导下，先祖发现食物与药物一样，对人体内脏各有所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这说明不同性味的食物对不同内脏的亲和力，在调治内脏疾病应有所区别，《内经》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分析内脏疾患时，利用不同性味饮食调治的复杂性。在这一阶段，根据上述的食疗理论，人们把食物的宜忌进行分类。
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心色赤，宜食酸，小枣、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粟、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这是五脏患病时所宜进食的谷肉果蔬。
同时《内经》又明确指出多种病证的食物禁忌。如《灵枢·五味》指出：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
多食之令人悗心《素问·五脏生成篇》并指出过食五味之害为：多食咸，则脉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月刍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尽管这些说法含有机械套用五行生克学说之嫌，但原则上指出任何食物都有气味的偏胜，如过食偏嗜都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哲理，这确是一条应该遵循的食疗原则。
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载药用食物50种左右，如酸枣、橘柚、葡萄、大枣、海蛤、干姜、赤小豆、粟米、龙眼、蟹、杏仁、桃仁等，包括米谷、菜蔬、虫鱼、禽、肉等食药物，并记载了这些药物有轻身延年的功效。
说明当时对于一些食物的药用价值已经给予重视和肯定。至于药膳之提出大抵在东汉时期已有记载，如《后汉书·列女传》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家庭药膳的记载，可谓药膳一词之肇端，下之以往，多有沿用。
东汉著名大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不乏有食疗药膳的有关内容，《金匮要略》著有食禁专篇，列举了治少阴咽痛的猪肤汤和治产后腹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以及桂枝汤、百合鸡子黄汤等，这些食疗方至今还被临床所常用。张仲景所说：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他对食物疗法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说得相当明确了。
这一时期有关食疗药膳专著面世，据《汉书·艺文志》、梁代《七录》记载，如《神农黄帝食禁》、《黄帝杂饮食忌》、《食方》、《食经》、《太官食经》、《太官食法》，可见这一时期的食疗与药膳已得到相当重视，可惜这些专著都已佚失。汉代以前的食疗，是理论奠基期，对于食疗药膳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指导作用。
1.民以食为天这是一句古话，则指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后代，就必须填饱肚子，以维持身体新陈代谢的需要。
2.原始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觅食。当时的食物，完全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吃的食物种类很多，不可避免的误食不合适的食物，而引起不良反应。
《韩非子》说过：上古之世……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淮南子·修务训》也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说明了远古时期的先民，确实曾受到有害饮食所致疾病的折磨和困扰。
3.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哪些食物有益可以进食;哪些有害而不宜食用。《淮南子·修务训》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生动地说明了先祖在寻找食物过程中，避开有毒的，摄取无毒食物的情况。
同时，人们发现有许多种类的食物可以解除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有些食物吃后具有强身健体的作用。于是，许多即可果腹，又可治疗疾病的食物被人们所重视，这就是中医学中药食同源的理论依据。也可以说，人类在发现食物的同时，也就包含了食疗药膳的出现，所谓药食同源，应理解为源于同一发现过程，并不是食即是药，药即是食。
4.原始人利用自然野火到人工制造火，由于火上燔肉，石上燔谷，使人获得更丰富的营养，使食品更符合卫生要求，提高了人体素质和增强了抗病能力，对于人类保健具有积极的保健意义，火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意义更为重大。
以上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和加工以及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些措施，都是生活中不自觉的行动，根本没有食疗药膳的概念，所以称为蒙昧时期。尽管处于蒙昧状态，却是艰难而漫长的一步，是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
药膳的起源 盛唐形成时期
魏晋以来，食疗在一些医药著作中有充分反映。东晋著名医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载有很多食疗方剂，如生梨汁治嗽;蜜水送炙鳖甲散催乳;小豆与白鸡炖汁、青雄鸭煮汁治疗水肿病;小豆汁治疗腹水;用豆豉与酒治疗脚气病等等。他还进一步指出欲预防不必待时，便也酒煮豉服之把食疗应用到预防疾病方面。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著有《本草经集注》，是我国药物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记载大量的药用食物，诸如蟹、鱼、猪、麦、枣、豆、海藻、昆布、苦瓜、葱、姜等日常食物及较罕用的食物达百多种，并较深入地提出食物的禁忌和食品卫生。
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标志着食疗学已经是一门独立学问，成为独立的学科。书中除集中叙述五脏喜恶宜忌，食物气味、归经以外，还着重论述食疗在医药中的地位，指出其重要性。他提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
提出能否正确应用食疗药膳治病作为衡量医者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并强调：夫为医者，当须先调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把食疗药膳作为治病疗疾的首选对策，可见他对食疗的重视，把食疗学提到相当高的地位。
他还列述了可供药用食物共164种，其中果实类29种、菜蔬类50种，谷米类27种，鸟兽类40种。详述每种食物的性味、毒性、治疗作用、归经、宜忌、服法等。
唐代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以食疗命名的药物学专著《食疗本草》。该书早佚，但其内容被后代有关著作所引用。书中药用食物227种(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对于药的性味、产地、鉴别、调制都做了叙述，每种药之下，列有该食物组成的方剂及其治疗适应病证。书中还注意到食疗药膳药具有地区性的差别。
上述说明当时已经广泛应用食疗和药膳治病以及调理身体健康。如孙思邈的羊肉黄芪汤、是治疗虚弱的食疗要方。这些药膳已成为我国民间常用食疗方剂，在实际生活中普遍应用。唐代中另一重要著作《外台秘要》中也有许多食疗药膳方剂。
书中关于食物禁忌叙述尤其详细，对大多数病症下的治疗都列出明确的禁忌，包括忌食生冷、油腻、荤腥、酒等。这些都是通过长期实践所取得的宝贵经验。除上述外，隋唐时还有一些食疗专著，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食疗药膳专著，终于使食疗药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为食疗药膳的全面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北宋王朝几位统治者，对医学的发展颇为重视，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成立整理医著的校正医书局以及药学机构太平惠民和剂局等。北宋官修的几部大型方书中，食疗学作为一门独立专科，得到了足够的注意。如《太平圣惠方》及《圣济总录》两部书中，都专设食治门，即食疗学的专篇，载方160首，大约用来治疗28种病种，包括中风、骨蒸痨，三消、霍乱、耳聋、五淋、脾胃虚弱、痢疾等。在药膳方剂，以粥品最多(如豉粥、杏仁粥、黑豆粥、鲤鱼粥、薏苡仁粥等)，成为食治门中的主流。此外还有羹、饼、茶等剂型。《圣济总录》中有酒、饼、面、饮、散等不同形式，且制作方法也较详。
元代的饮膳太医忽思慧著的《饮膳正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它超越了药膳食疗的旧概念，从营养的观点出发，强调正常人加强饮食卫生，营养调摄以预防疾病。他在书中强调：夫安乐之道，在乎保养……故善养性者，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在令书三卷内容中，首列聚珍异馔，作为正常人调摄，强身健体的滋补食品。他在中医药发展史上首先从养生预防的观点出发，提出食物营养的要求。
介绍了多种日常饮食的制作，包括汤类16种、粉类6种、面类8种、羹类4种、粥类4种。至于食疗药谱，治疗各门类疾病的方剂也很多，如桃仁粥，桃仁三两去皮尖和入煮粥，治疗咳嗽胸满喘急;黑牛髓煎，用黑牛髓半斤，生地黄汁半斤，白沙蜜半斤共熬为膏，治疗肾弱、骨败，瘦弱等，都是典型的药膳。其它如香圆煎，枸杞茶，荔枝膏等都是简便易行的食疗方剂。末卷还把203种食品按米谷、兽、禽、鱼、果、菜和料物7类，介绍其性味及疗效。
明清时期是中医食疗药膳进入更加全面发展的阶段，几乎所有的本草著作都注意到中药与食疗学的密切关系。如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书中除数以百计的可供药用食物外，还有相当多的食疗药膳方，其中卷三、四百病主治药中，对一百几十门病证的治疗，提供了数百个药膳食疗方，诸如用酒煮食乌鸡治风虚;用怀香、赤小豆、豆制品等十多种食物和猪脂为丸治疗劳倦;各种米粥治脾胃症等等都是典型药膳。明代还有一些特殊的本草著作，如朱棣的《救荒本草》，书中所载虽大多非日常的蔬菜水果，但可供荒年救饥拯灾之用，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这些都表明食疗营养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对食疗药膳的制作，也有新的发展，如徐春甫《古今医统》90卷中，载有各类饮食如茶、酒、醋、酱油、酱、菜蔬、肉、鲜果、酪酥、蜜饯等等的制作法，多符合营养学的要求。明清时期对特多疾病及年老者的食疗药膳尤为重视。其中较有名的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了适合老年人的饮食极为详尽，如粥类38种，汤类共32种。清代曹慈山的《老老恒言》尤其注意老年的应用药膳防病养生，对老年人食粥论述最详，提出粥能益人，老年尤宜，并将药粥分为三品，上品气味轻清，香美适口，中品少逊，下品重浊，主张：老年有竟日食粥，不汁顿，饥即食，亦能体强健，亨大寿。书中提出上品粥36种，如莲米粥、芡实粥、杏仁粥、胡桃粥、枸杞叶粥等;中品粥27种，如茯苓粥、赤小豆粥、大枣粥、龙眼粥;下品粥37种，如地黄粥、羊肝粥等等，都是后代常用老年滋补，健脾益肾及一般虚弱的常用药粥品。
明代时期食疗药膳著作达30种以上，其中有的是重点论述本草的，如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卢和《食物本草》、宁原《食鉴本草》、李时珍《食物本草》等;还有从饮食调理、药膳制作的观点出发撰成的食谱营养学专著，其中较为著名的如贾铭《饮食须知》，宋公玉《饮食书》、袁牧《随园食单》、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等，有的至今在临证中仍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是中医宝贵遗产中的珍品。
此阶段的食疗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提倡素食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受到重视。
《内经》中载有：膏粱之变，足生大疔，人们早已注意到偏嗜偏食，尤其是高脂的危害，过食油腻已经引起医家们的注意和关注，因而明清时期强调素食的著作相应增多。如卢和的《食物本草》指出：五谷乃天生养人之物，诸菜皆地产阴物，所以养阴，固宜食之……蔬有疏通之义焉，食之，则肠胃宜畅无壅滞之患。这些思想不仅使食疗学、营养学思想得到深化，也大大推进了养生学的发展。
经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使食疗药膳的知识逐渐向理论阶段过渡。到了战国时期，终于有了有关食疗的理论，标志着食疗的飞跃发展，具体的体现在《黄帝内经》的有关章节，书中提出系统的食疗学理论，对我国的食养、食疗和药膳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饮食营养的重要作用
《灵枢·五味》首先提出饮食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灵枢·营卫生会》说：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说明饮食营养对人体健康重要意义。在病理情况下，即或借助药物治疗时，也要注重饮食以调治疾病，这是这一时期提出的食疗原则。
2.使用药物治疗疾病，要适可而止
使用药物不可过分，以免身体受损。当用饮食方法调理使之痊愈。正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要求将多种动、植物食物互相配合，综合运用，取长补短，从而充分发挥饮食营养对人体的积极作用，最终达到治愈的目的。
3.食物的性味
《内经》指出食物也有四性、五味。四性即寒、热、温、凉;五味是酸、苦、甘、辛、咸。根据不同性质的疾病，选用不同性质的食物，有针对性的进行调养治疗。在五味中，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食物也分为阴阳两大类，按治病的要求，选择不同味道的食物。把食物做为药物对待，中药的性味理论对于食疗药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4.五味对五脏各有所偏
在五行学说的积极引导下，先祖发现食物与药物一样，对人体内脏各有所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这说明不同性味的食物对不同内脏的亲和力，在调治内脏疾病应有所区别，《内经》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分析内脏疾患时，利用不同性味饮食调治的复杂性。在这一阶段，根据上述的食疗理论，人们把食物的宜忌进行分类。
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心色赤，宜食酸，小枣、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粟、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这是五脏患病时所宜进食的谷肉果蔬。
同时《内经》又明确指出多种病证的食物禁忌。如《灵枢·五味》指出：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
多食之令人悗心《素问·五脏生成篇》并指出过食五味之害为：多食咸，则脉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月刍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尽管这些说法含有机械套用五行生克学说之嫌，但原则上指出任何食物都有气味的偏胜，如过食偏嗜都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哲理，这确是一条应该遵循的食疗原则。
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载药用食物50种左右，如酸枣、橘柚、葡萄、大枣、海蛤、干姜、赤小豆、粟米、龙眼、蟹、杏仁、桃仁等，包括米谷、菜蔬、虫鱼、禽、肉等食药物，并记载了这些药物有轻身延年的功效。
说明当时对于一些食物的药用价值已经给予重视和肯定。至于药膳之提出大抵在东汉时期已有记载，如《后汉书·列女传》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家庭药膳的记载，可谓药膳一词之肇端，下之以往，多有沿用。
东汉著名大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不乏有食疗药膳的有关内容，《金匮要略》著有食禁专篇，列举了治少阴咽痛的猪肤汤和治产后腹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以及桂枝汤、百合鸡子黄汤等，这些食疗方至今还被临床所常用。张仲景所说：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他对食物疗法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说得相当明确了。
这一时期有关食疗药膳专著面世，据《汉书·艺文志》、梁代《七录》记载，如《神农黄帝食禁》、《黄帝杂饮食忌》、《食方》、《食经》、《太官食经》、《太官食法》，可见这一时期的食疗与药膳已得到相当重视，可惜这些专著都已佚失。汉代以前的食疗，是理论奠基期，对于食疗药膳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指导作用。
药膳的起源 两汉奠基时期
经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使食疗药膳的知识逐渐向理论阶段过渡。到了战国时期，终于有了有关食疗的理论，标志着食疗的飞跃发展，具体的体现在《黄帝内经》的有关章节，书中提出系统的食疗学理论，对我国的食养、食疗和药膳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饮食营养的重要作用
《灵枢·五味》首先提出饮食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灵枢·营卫生会》说：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说明饮食营养对人体健康重要意义。在病理情况下，即或借助药物治疗时，也要注重饮食以调治疾病，这是这一时期提出的食疗原则。
2.使用药物治疗疾病，要适可而止
使用药物不可过分，以免身体受损。当用饮食方法调理使之痊愈。正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要求将多种动、植物食物互相配合，综合运用，取长补短，从而充分发挥饮食营养对人体的积极作用，最终达到治愈的目的。
3.食物的性味
《内经》指出食物也有四性、五味。四性即寒、热、温、凉;五味是酸、苦、甘、辛、咸。根据不同性质的疾病，选用不同性质的食物，有针对性的进行调养治疗。在五味中，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食物也分为阴阳两大类，按治病的要求，选择不同味道的食物。把食物做为药物对待，中药的性味理论对于食疗药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4.五味对五脏各有所偏
在五行学说的积极引导下，先祖发现食物与药物一样，对人体内脏各有所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这说明不同性味的食物对不同内脏的亲和力，在调治内脏疾病应有所区别，《内经》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分析内脏疾患时，利用不同性味饮食调治的复杂性。在这一阶段，根据上述的食疗理论，人们把食物的宜忌进行分类。
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心色赤，宜食酸，小枣、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粟、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这是五脏患病时所宜进食的谷肉果蔬。
同时《内经》又明确指出多种病证的食物禁忌。如《灵枢·五味》指出：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
多食之令人悗心《素问·五脏生成篇》并指出过食五味之害为：多食咸，则脉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月刍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尽管这些说法含有机械套用五行生克学说之嫌，但原则上指出任何食物都有气味的偏胜，如过食偏嗜都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哲理，这确是一条应该遵循的食疗原则。
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载药用食物50种左右，如酸枣、橘柚、葡萄、大枣、海蛤、干姜、赤小豆、粟米、龙眼、蟹、杏仁、桃仁等，包括米谷、菜蔬、虫鱼、禽、肉等食药物，并记载了这些药物有轻身延年的功效。
说明当时对于一些食物的药用价值已经给予重视和肯定。至于药膳之提出大抵在东汉时期已有记载，如《后汉书·列女传》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家庭药膳的记载，可谓药膳一词之肇端，下之以往，多有沿用。
东汉著名大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不乏有食疗药膳的有关内容，《金匮要略》著有食禁专篇，列举了治少阴咽痛的猪肤汤和治产后腹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以及桂枝汤、百合鸡子黄汤等，这些食疗方至今还被临床所常用。张仲景所说：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他对食物疗法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说得相当明确了。
这一时期有关食疗药膳专著面世，据《汉书·艺文志》、梁代《七录》记载，如《神农黄帝食禁》、《黄帝杂饮食忌》、《食方》、《食经》、《太官食经》、《太官食法》，可见这一时期的食疗与药膳已得到相当重视，可惜这些专著都已佚失。汉代以前的食疗，是理论奠基期，对于食疗药膳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指导作用。
魏晋以来，食疗在一些医药著作中有充分反映。东晋著名医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载有很多食疗方剂，如生梨汁治嗽;蜜水送炙鳖甲散催乳;小豆与白鸡炖汁、青雄鸭煮汁治疗水肿病;小豆汁治疗腹水;用豆豉与酒治疗脚气病等等。他还进一步指出欲预防不必待时，便也酒煮豉服之把食疗应用到预防疾病方面。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著有《本草经集注》，是我国药物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记载大量的药用食物，诸如蟹、鱼、猪、麦、枣、豆、海藻、昆布、苦瓜、葱、姜等日常食物及较罕用的食物达百多种，并较深入地提出食物的禁忌和食品卫生。
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标志着食疗学已经是一门独立学问，成为独立的学科。书中除集中叙述五脏喜恶宜忌，食物气味、归经以外，还着重论述食疗在医药中的地位，指出其重要性。他提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
提出能否正确应用食疗药膳治病作为衡量医者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并强调：夫为医者，当须先调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把食疗药膳作为治病疗疾的首选对策，可见他对食疗的重视，把食疗学提到相当高的地位。
他还列述了可供药用食物共164种，其中果实类29种、菜蔬类50种，谷米类27种，鸟兽类40种。详述每种食物的性味、毒性、治疗作用、归经、宜忌、服法等。
唐代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以食疗命名的药物学专著《食疗本草》。该书早佚，但其内容被后代有关著作所引用。书中药用食物227种(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对于药的性味、产地、鉴别、调制都做了叙述，每种药之下，列有该食物组成的方剂及其治疗适应病证。书中还注意到食疗药膳药具有地区性的差别。
上述说明当时已经广泛应用食疗和药膳治病以及调理身体健康。如孙思邈的羊肉黄芪汤、是治疗虚弱的食疗要方。这些药膳已成为我国民间常用食疗方剂，在实际生活中普遍应用。唐代中另一重要著作《外台秘要》中也有许多食疗药膳方剂。
书中关于食物禁忌叙述尤其详细，对大多数病症下的治疗都列出明确的禁忌，包括忌食生冷、油腻、荤腥、酒等。这些都是通过长期实践所取得的宝贵经验。除上述外，隋唐时还有一些食疗专著，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食疗药膳专著，终于使食疗药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为食疗药膳的全面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据文献记载，我国药膳食疗保健起源可以追溯到夏禹时代。此时已有多种烹调方法，如商代伊尹制汤液，他的烹调技术高明，担任汤王的厨师。
从甲骨文记载看，有禾、麦、黍、稷、稻等多种粮食作物，已能大量酿酒。在商汤之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陶制的酒器。酒是饮料并具有明显的医疗作用，后人认为它有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的作用。由于它是有机溶剂，能溶解出更多的有效成分，所做成药酒，后来又发展成麻醉剂。在食疗烹调中也经常用酒。
相传仪狄曾作酒献给夏禹品尝以健体。《诗经·风·七月》所谓为此春酒，以介寿眉，是说酒有延缓衰老、益寿强身的作用。至商代，伊尹制汤液，著《汤液经》，以烹调之法疗疾。
《吕氏春秋·本味篇》载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和桂都是辛温之品，有抵御风寒的作用，又是烹调中常用的调味品。以此烹调成汤液，既是食品，又可是汤药，说明商代已有朴素的饮食疗法，这已经具有食疗药膳的雏型了。
周代，人们对饮食已经相当讲究。尤其在统治阶级中已经建立与饮食有关的制度与官职。《周礼·天官》所载的四种医中，食医居于疾医、疮医、兽医之首。食医的职责是掌和王之六食、六欲、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可见当时已经明确了饮食与健康的密切关系。
春秋末期的教育家孔子，对饮食卫生提出具体要求，如《论语·乡党》中写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等提法，都是从保健的目的出发的。通过讲究饮食，以防止疾病的发生，保健食疗的目的是明确而自觉的心理和行为。说明食疗药膳的是早期发展，已经进入到萌芽阶段。
舌诊的起源与发展
在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医生，很多情况下，医生会让我们把舌头伸出来看看。其实这就是在舍诊。舌诊时需要看舌头的颜色，还有舌头的形状等等因素，这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中医学术学问。下面就好好来了解舌诊的起源与发展。
舌诊的起源与发展
有关舌诊的论述在医籍中最早见于《内经》，如《紊问脉要精微论篇》说：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因手少阴心经起于心，挟咽喉，因心有病，面引起舌卷不能言的症状。《素问热论篇》说：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面渴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病，舌干已而嚏大气皆去，病日已矣。是说人体感受寒邪，表证未解，化热入里，舌干是里热的征象。舌干已是里热已退，律液恢复，病愈的表现。
《索问剌热篇》说：肺热病着，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是将舌上黄身热作为表证未解，化热人里的质证。《索问大奇论篇》说：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不喑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喑，三岁起。是根据舌体运动是否灵活，和有无语言障碍来撰断病情的轻重和恢复的时间长短。《灵枢热病第二十三》说：舌本烂，热不已者，死。是因里热面造成的舌烂。如热仍不退，病情就要加重并危险。《灵枢剌节真邪第七十五》说：阴气不足则内热，阳气有余则外热，内热相搏，热于怀炭，外畏绵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闭塞，则汗不出，舌焦唇偏。是邪热既盛，又不汗出，热不得外泄，而舌焦唇撰。《难经二十四难》说：足厥阴气绝，即筋缩，引卵与舌卷故舌卷卵缩，此筋先死。是因厥阴肝经气绝，面出现的卵缩舌卷。
《内经》虽然没有将舌诊做为专题论述，但从散在的各篇有关舌诊的内容可以着出，不同的疾病在舌上有它不同的反映，心病可以引起舌卷和语言障碍;邪热亢盛可以引起舌干、舌烂;表热传里舌苔变黄;肝经气绝引起舌卷;并以舌干已津液恢复为热病病愈的恢据;以及舌的运动是否灵活来推断疾病的轻重和预后的情况。说明从那个时代起，已经注意到舌的变化与疾病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内经》和《难经》的基础上，张忡景对舌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亦有关于舌诊的论述。例如：《伤寒论》130条：脏结无阳证舌上苔滑者，不可攻也。指出舌苔滑是阴寒内盛的征象，治宜温里回阳，而不可用攻伐剂。《伤寒论》137条：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是太阳病汗、下后，伤及津液，所以舌上燥。《伤寒论》168条：伤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舌上干燥为表证误治，邪热人里，里热炽盛的表现。《伤寒论》221条：阳明病心中懊脓，舌上苔者，栀子豉汤主之。是根据舌上是否有苔而决定可否应用栀子豉汤。《伤寒论》230条：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是根据白苔来鉴别邪在步阳而不在阳明。《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说：病者腹满，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是将黄苔做为里实证可下之的主要指徵之一。《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说：肝中寒者，舌本操。因肝脉循喉咙之后，络于舌本，寒郁化热，故舌本干燥。《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说：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入参汤主之。是将舌燥做为里热白虎汤的主要指徵之一。《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说。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为有瘀血。指出舌青是瘀血的表现。
从以上的条文可以者出，张仲景不但将舌苔的变化，做为辨证的内容，更主要的是他将舌质与舌苔加以区别开来，所以张石顽在《伤寒绪论》中说：舌苔之名，始子长沙，以其邪气结里，如有所怀，故请之胎。张仲景的这一贡献无疑对后世舌诊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指出的滑苔主阴证，舌燥主热，黄苔主里热实证，舌青主瘀血，这些见解，现在者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张仲景论述的舌苔种类和内容不多，但可以证明他是从实践观察中得来的，并将舌诊具体运用到辨证论治中去，有时甚至做为辨证的主要侬据，为后世舌诊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基础上，后代医家对于舌诊的内容不断补充和发展，临床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如《中藏经》(托名华佗)对心肝脾肺肾五脏病证在舌诊上的表现都有论述。如《中藏经-风中有五生死论》说：心脾俱中风，则舌强不能言。《中藏经论肝》说：肝中寒，舌本燥。《中藏经论胆》说：胆胀则舌下痛。《中藏经论心》说。心脉搏坚而长，主舌强不能言。《中藏经论肾》说：肾生病则口热舌干。《中藏经论脾》说：脾病则而色痿黄，实则舌强直，不嗜食。《中藏经论三焦》说：上焦实热则额汗出，而身无汗，能食而气不利，舌干口焦。基本是沿袭《内经》、《难经》而来，且有所补充。
晋代王叔和著《脉经》，主要是论述脉学的理论，在这部著作中载有《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有关舌诊的内容。如《脉经卷五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五》载：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紧急，皆膈偏枯，不喑舌转可治。《脉经卷六心手少阴经病证第三》载：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就是《内经》有关舌诊的内容。《脉经卷三肝胆部第一》载：徽涩为瘼疭挛筋，足厥阴气绝，则筋缩引卵与舌。是《难经》有关舌诊的内容。
《脉经卷七病发汗吐下以后证第八》载：伤寒吐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属白虎汤。是《伤寒论》有关舌诊韵内容。《脉经卷六肝足厥阴经病证第一》载：肝中寒者，舌本燥。是《金匮要略》有关舌诊的内容。《脉经卷六肾足少阴经病证第九》载：足少阴之脉，是动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是《中藏经》有关舌诊的内容。有关舌诊的内容，还有如《脉经卷二平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第二》载：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实者，足少阴经也，病苦舌燥。脉阴实是肾阳亢盛，肾阴受劫，故舌苔干燥。《脉经卷三心小肠部第二》载：心象火，与小肠合为府，其喉舌。是说舌是心之外窍。《脉经卷四诊五脏六腑气绝证候第三》载：病人肉绝，耳干舌皆肿。是说舌肿是危重的证候。《脉经卷四诊百病死生决第七》载：热病七八日，其脉微细，脉代，舌焦干黑者死。
代脉主脏气虚，舌焦干黑是阴液枯竭，故属危重之候。《脉经卷六脾足太阴经病证第五》载：足太阴之脉，是动则病舌本强，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是说脾病所引起舌的变化。《脉经卷七病不可下证第六》载：伤寒发热，头痛耳黄，舌上苔滑，烦躁，脉滑实。伤寒发热耳黄，脉滑实，属阳黄，阳黄是湿热为患，滑苔是湿邪的表现。
《脉经卷七病可水证第十五》载：寸口脉洪而大，数而滑，洪大则荣气长，滑数则胃气实，荣长则阳盛，怫郁不得出身，胃实则坚，难大便，则干燥，三焦闭塞，津液不通，医发其汗，阳盛不周，复从下之，胃燥热畜，大便遂实，小便不利，荣卫相搏，心烦发热，两眼如火，鼻干而赤舌燥齿黄焦，故大渴，过经成坏病，针药所不能制，与水灌枯槁，阳气微散，身寒，温衣复汗出，表里通，然其病即除。脉洪大滑数与舌燥都是重热亢盛的表现。《脉经卷七热病阴阳交并少阴厥逆阴阳竭尽生死证第十八》载：吐舌下卷者死。舌头四边，徐有津液，此为欲解。
吐舌多见于热毒攻心或正气已绝，因此多为危重证候，舌边有津液为阴津来复，病有转机的表现。《脉经卷七热病十逆死证第二十一》载：热病腹胀便血，脉大时时小绝，汗出而喘，口干舌焦，一旬死。热病脉大，舌焦，为邪热亢盛，阴液已竭，脉时时小绝，为正气欲脱之象，故主危证。《脉经卷八平中风历节脉证第五》载：邪人于脏，舌即难言。中风不语为邪人于脏之中风重证。《脉经卷八，平肺痿肺痈咳逆上气淡饮脉证第十五》载：咳而口中自有津液，舌上苔滑，此为浮寒。咳嗽苔滑为表证之咳嗽等等。
王叔和之《脉经》无疑是以论脉为主，但在所有有关舌诊的内容中，大多数都有相应的脉象，这样客观上就起到了将脉诊与舌诊有机的结合起来，为以后脉诊与舌诊的结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隋唐时期舌诊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巢元方等撰《诸病源候论》中，有关舌诊的内容就丰富多了，例如《诸病源候论卷四虚劳舌肿候》说;心脾俱热，气发于口，故舌肿。《诸病源候论卷四，虚劳骨蒸候》说：皮蒸舌上白。《诸病源候论卷八伤寒湿蜃候》说：蜃病之候，齿无色，舌上尽白。《诸病源候论卷九热病候》说：肺热病者，舌上黄，身热舌焦黑者死。
《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六卒被损瘀血候》说：瘀血舌青口燥。《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一妊娠胎动候》说：胎动不安候其母面赤舌青者，儿死母话;母面青舌赤，口中沫出，母死子活。《诸病源候论-卷七伤寒候》说：少阴受之，口热舌干而渴。《诸病源候论卷七伤寒结胸候》说：脏结病，舌上白苔者滑，难治舌上不苔者，不可攻之。《诸病源候论卷八坏伤寒候》说：面正赤，燥齿黄焦。《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三产难子死腹中候》说：妇舌青黑及胎上冷者，子已死也。《诸病源候论》继承了诺唐以前的舌诊经验，还将舌诊应用于妇女妊娠，并根据舌质的表现来判断产妇和胎儿的生死。
《千金方》中记载有关舌诊的资料，更为全面，如《千金方卷二。于死腹中第六》说：妇人难产，而青舌赤，母死于活。《千金方卷五-癖结胀诸第七》说：小儿胎寒偃啼，腹中痛，舌上黑，青涎下。《千金方卷十五热痢第七》说：下利舌黄燥而不褐，胸中实。《千金方卷十八九虫第七》说：伤寒齿断元色，舌上尽白。《千金方卷十七肺痈第七》说：舌上胎滑，此为浮寒。
结语：看人的舌头，就能观察出病症，这个道理在中医学中还是运用得十分广泛的。在看舌头的时候，观察舌头的色泽、还有舌头的形态变化，帮助诊断与治疗，方法简单又有效。可谓是十分深邃的一门学问。大家可以多多了解!
金元时期中医发展史
金元时期 (公元1115~1368年 )
*金国 公元1115～1234年
*元朝 公元1279～1368年
关于金、元朝
金及元在形成强势王国之前，都是宋代时期东北境外的游牧民族。金国由女真族于1115年建立，后来势力壮大，并
南下攻陷北宋首都，迫使宋廷南迁。从此南宋北金对峙百余年。蒙古游牧民族也在短期内征服广泛地区，建立强大帝国。1234年蒙古军队消灭金国，继而在1279年占领南宋。这段时期中国完全由外族统治，历史学家称为金元时期。
公元1206年，蒙古人成吉思汗(1167-1227)与其他游牧部族结合为单一联盟国，形成的强大军队横扫亚洲各国，远至波斯及韩国。他的继成者窝阔台(1227-1241)继续侵吞欧洲大陆。
成吉思汗的孙儿忽必烈在1279年消灭南宋，建立中国元朝，并定都北京。元朝蒙古统治者的在位时间短暂，短短百年间共有九位君王历任，政权被削弱及分散。中国官员乘机篡改朝代，著名红巾军起义，于1368年将元朝灭亡。
金元时期的文化、艺术及生活模式基本上与宋朝相同，但已逐渐失去惜日的繁荣。 朝廷一方面打击学者及艺术家，影响到文化及科技发展。另一方面又制定新的法律，如禁止异族通婚、农民缴纳重赋等。平民百姓怨愤非常，一些宗教组织乘机冒起反抗。
正面影响方面，蒙古统治者严格控制医疗事业的执行，并立法禁止某些毒药的使用。如1268年禁止乌头毒草及砒霜在市面出售。蒙古人也协助开辟了中亚欧地区的贸易，著名意太利探险家马可.勃罗，是首位成功从欧洲乘船航行到亚洲大陆的欧洲人。
他多次往返亚洲与欧洲大陆从事贸易及探索旅游。当时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均有一定的影响。
著名医家的创新
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药学经典著作为基础，结合临证实践，中医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医家们开始自成一说，阐述自己的独到见解，出现不同的学派。以下是金元时期的重要医学家及他们的学说。
刘完素 - 火热论
完素(1120-1200)，河间人(今河北河间)，他的医学主张又称河间学派。刘完素曾三次拒绝金政府的招聘，贡献一生在民间行医。他对《黄帝内经》极为重视，不断研究，结合自己的经验，译注了《素问要旨论》、《宣明论方》等著作。
刘完素对当时盛行的五运六气 学说有独到的研究。他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生理活动和病理现象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所以医师必须通晓五运六气学说，把它运用到医疗过程中。
他针对当时伤寒病证(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流行，运用五运六气理论，倡立了火热病机学说。认为各种证候的出现与火热有关，据此刘完素在伤寒病证的治疗中，善用寒凉药物如肉桂、熟地、麻黄及薄荷等，以清热为主。后世亦称之为寒凉派。
秦汉时期 中医教育发展过程史
秦朝(公元前221~207年)
关于秦朝
秦叔(秦始王)是首位统一中国的皇帝，他不但利用武力征服六国达到统一目标，还统合各地的制度如货币、文字、度量衡单位等，以提高统治及管理效率。
秦始王以严苛手段治国，引起贵族和学者们不满，并于公元前213年，发生了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秦始王把460位学者坑死又烧毁很多重要的历史文献，以警戒对抗他的人。
幸运地一些有关占卜、医学及农业书籍得以保全。最后秦朝因农民起义而灭亡，成立汉朝。与此同时，中医药体系，随同大量医疗实践的开展，内容开始充实及提高。
汉朝 (公元前206~公元220年)
* 西汉 公元前206 ~ 公元24年
* 东汉 公元25 ~ 220年
关于汉朝
刘邦于公元前206年成功推翻秦朝建立汉朝。当时边境外的游牧民族不断侵犯，于是西汉将这些部族征服，使中国的版图因而扩大，地域包括现今的蒙古、东北九省、朝鲜、中国南部、越南以及亚洲中部。
同时因为营商方便，中国西北方出现了丝绸之路，形成一条兴旺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及经商的通道。公元9至23年，王莽，篡改西汉，成立新朝，新朝很快灭亡，之后进入东汉时期。
汉朝是一个在艺术、哲学及科技都有创新的时代。例如在公元2年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是一种测量地震的仪器。而各方面的医学理论、体系亦初步形成了。
哲学及宗教的角色
哲学、社会价值观及宗教对中医药的发展影响深远。不同派系的哲学及宗教思潮包括佛教，由此时崛起，并开始广泛流传。此外因为纸张的发明，许多不同的书籍开始出现例如司马迁(公元前145 ~ 82年)的名著《史记》。
有更多医书出现了而且质量不断提升。当时儒家理性思想相当普及;很多学者或学校开始习究和记录医药文献，以实践自己的理念。中医药的实践开始注入哲学思想，例如道家的养生思想、儒家的行医规范等等。
道教及长生不老
由于封建统治者都梦想长生，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搜求药材及炼丹的风气因而盛行起来。而当时的其他玄学如佛教也渗入了道教教义。
例如汉桓帝(公元147~168年)邀请一批与道教支派有关系的印度佛教高僧入宫，希望为他提供长生不老仙丹。此为中医药方剂学的起源。
医学教育的发展
师徒相授制度是东汉常见的培训医师方法。通常以家传形式进行，以确保稳定及可靠的收益。要成为名医则仍重经验，文献《曲礼》说：「医师的医术若非前三世所传下来的，最好不要服用他所处方的药」。
选拔学徒的过程非常严谨，就算《黄帝内经》内亦强调选拔的重要，因为徒弟的成功会为师傅带来荣誉。那时的人亦利用著名医籍来自我学习医术。
